从桂林出发沿321国道南行40公里便是阳朔县葡萄镇。近年来人们在葡萄镇西北部距321国道约6公里的葡萄镇杨梅岭村委境内的崇山峻岭间发现了一座至今保存完好的古石城。

　　石城依山而建，按东西南北方位建有四座城门，门成拱形，分内拱外拱两层，中间设有门栓石臼用于安装城门竖轴，与石墙为一体，墙厚达3.7～4.6米，门高约3.30米、宽2.90米。石墙由大小不等的规则长方体青石块依山砌成，建在陡峭山峰之间海拔400～500米的山坳上，现每座遗存的石墙长度约40～60米，直建到山峰陡峭之处，出入任何一座城门都需经过约900级台阶。石墙和拱门不使用灰浆和任何填充物，也未发现一钉一铆，完全以方石之间的契合力支撑而成。每座城门间距约3公里，城内方圆约10平方公里，依山势筑有24座小城门（现多残缺），将古石城分割为若干个独成体系的小城，而整个独成体系的小城互相连接，构成了古石城的有机整体。城内依山势地形建有0.6～1.2米宽的道路，由不成规则的青石板铺成，可供人畜通行，四通八达，东西南北四座城门之间的道路较宽，显然为主干道。

　　古石城里现有两个自然村，村民居住的房屋，基本都是座北朝南而建，均用方整的片石筑成，不使用灰浆、填充物和一钉一铆却历经风雨坚固异常。位于东门的大岩头村现有山民18户、105人；位于北门的小冲  村现有山民30户、178人；西门外山脚下背靠马鞍山的小跃门村，现山民70户，近400人，其房屋建筑与古石城内的相同，是葡萄镇至古石城的必经之地，成为古石城的重要门户，南门现已无人居住，不远处有几座倒塌的石屋，山民告之此为廖家人祭祖、议事的祠堂。有关专家在早已倒塌的祠堂旧址上，先后发现了三块古石碑，由于风化，碑上的文字大多模糊不清了，但可辨认出“大清咸丰二年”的字样，距今至少有150年的历史了，碑文尽管不清晰，但仍可以看出记载的是当地山民捐地、捐钱修建“祖厅”的情况。

　　据当地老人说，他们的祖先是从阳朔兴坪迁居于此的。老祖宗的墓碑上就有“明嘉靖由兴坪迁居大冲”的记载。明嘉靖年从公元1522年开始，距今已有484年的历史。老人们说，大冲原来水源很好，非常适合人们居住和从事农耕，所以曾繁盛一时，后因人口发展迅速，大冲   (山字下面一个咸读Dan)  古石城兴旺发达的廖家老祖将其六子分别迁入古石城内外的小跃门、木蔸坪、木蔸洞、大平、小冲   (读Dan)和大岩头六村居住，所以古石城周围七个村的人同源于大冲廖姓老祖，廖氏族谱记载，从大冲六子迁居算起，至今已有20代人了，按每代20～25年计算，已有400～500年的历史，而当他们的祖先迁来居住之时，古石城早已存在。

　　据考证，七个自然村的村民都姓廖，都承认共同来源于同一个祖先，个别村子有杨、李等少数异姓，都是从山外入赘而来的。村民们现今的民族成份都是汉族，但村民间语言交流均用当地土语（属壮语），对外则使用当地官语—桂柳语，与阳朔、葡萄的人们使用的语言相同。使用的文字是中华民族通用的象形方块字。老人们说，他们也不知道自己究竟属于哪一个民族，目前的民族成分是土改时由当时的政府工作人员确定的。

　　桂林古石城，其建筑规模之大、规划之精细、布局之奇妙、系统之完整、功能之齐备、地势之险要、建筑之神奇，在全国当是屈指可数的。异常奇怪的是，这样一座古石城，没有人知道它由什么人、在什么年代、出于什么目的而建造？在中国、在桂林、在阳朔乃至在葡萄镇以及古城实地竟然找不到只言片语的文字记载，在大冲古城所发现的石碑，也只是清咸丰二年（1852年）修缮的记录，不能回答和解释以上问题。

　　桂林市文物工作队原队长赵平、桂林市海洲旅游研究院韦海洲院长根据古石城附近廖家祖先墓碑和当地老人陈述的族（家）史推断，古石城距今已有500年以上的历史，无论是从建筑规模，还是从布局方面来看，应该属官方所建，民间没有这么大的人力物力和财力。但桂林另一位文物专家张溢桂则认为古石城是民间所建。

　　根据当地山民的介绍，关于古石城的来历有三种说法：一是秦始皇征服岭南后，为了巩固其统治，调遣各地能工巧匠历经数年建造而成。二是石城建于明朝年间，为靖江王府（位于今桂林市独秀峰南侧，为中国少数几个至今保存完好的封建王府之一）的一个附属建筑，是王府屯军、屯粮的要地。三是石城建于清朝咸丰年间，为附近山民避战乱所建。

　　以上三种传说以及专家们的推断，目前尚缺文字、实物、历史事件的佐证和支撑。从古石城的现实存在以及考证所获得的信息来看，关于古石城来历的传说和推断，均未构成解读古石城之谜相互印证的环链，值得商榷。那么，是什么人？在什么时间？出于什么目的？为什么功用在如此偏辟、险要的崇山峻岭中构筑这样一座即使是在今天看来仍是十分完善、工程巨大的古石城呢？等等至今仍是一个历史而现实的谜团。

　　本文作者在对古石城多次实地考证、查阅相关资料的基础上，结合当地的传说和老人们的陈述，以古石城的功能、建筑特质、布局规模以及古石城出土的浮雕石碑所反映的政治、军事、文化信息诸方面为切入点试图对桂林古石城之谜进行初步的分析与探求，供大家研讨。

　　一、从古石城的建设布局和四方瞭望、凭险据守、进退有序、工事永备的特点看古石城的军事功用性。

　　古石城的地理位置和城门、城墙的构造前文已作叙述，不必赘言，任何一个人到达这里凭直觉都会感觉到古石城首先是一座军事城堡，笔者也认为其首先是为军事功用而建的，主要依据和理由是：

　　第一，从所处的地理位置上看，整个古石城依山而建、凭险而据，既具有隐密性，又可得地利之便，山多地少、地处偏避、人迹罕至，却不是桂林地区的战略要点。东西南北门分别距漓江、葡萄镇、阳朔县城、桂林市约20、6、21、40公里，到达上述任何一地都十分便利，特别是在以水陆交通为主的年代，从漓江出发可达广西各地，北上可从湘江入荆湖、南下可经梧州通珠江达广州，处于隐秘生存、能攻能守、进退自如的态势，始终掌握主动权，选择这样一个位置建造石城，建造者有准确独到的军事眼光。

　　第二，从古石城的建设布局上看，东西南北四座城门将方圆10平方公里内的陡峭山峰连成一个封闭、完整、自成一体的“城”，城内依山势又构筑了24座小门，将石城分割为若干独成体系的“小城”，小城相互连接构成了石城的有机整体，城内依山势地形修建的道路四通八达，可供人畜通行。这种布局，与中国历史上筑墙围城的城建布局相同，又具备现代常规战争中“网状阵地”的特点，成梯次配置，独成体系又有机相连，每块小城成为整个石城防御体系内独立的支撑点，可逐城防守，延长了防御纵深、延缓了进攻时间、迟滞进攻之敌的行动，增加了进攻的困难，可将一切来犯之敌在突破某个城门后分割包围，进，可聚而歼之，退，可逐门防守，大量消耗敌之有生力量，在不能坚守歼敌时，也可从容组织撤退。建城者有超常的军事智慧和知识，仅从这一点来看，非劫匪或民间组织所能为。

　　第三，从古石城的建筑特点来看，其工事依山而筑、据险而建（前文已叙），坚固永备，城墙厚达3.7-4.6米，不要说在冷兵器时代，就是现代的82无座力火炮直接命中，也不能将其轰开，常量的5公斤TNT炸药包亦不能打开缺口，可谓“固若金汤”，实为一夫当关，万夫莫开之地，易守难攻，对外形成凭险据守之势，一般的防抢防盗不可能费如此之功而为之，显然是作据守防御之用。

　　第四，从古石城的附属设施来看，其军事功用十分显著。据实地考证，古石城的建造者们在四座城墙所依托的石山海拔500-600米的悬崖峭壁（与地平面成80°～90°角）上，构筑了7个瞭望台，分布情况为：东门面向漓江×山（不知名）1个；西门面向葡萄镇的马鞍山、文山各1个，财山上面向葡萄、白沙和阳朔各1个；北门面向桂林的挂榜山1个；南门目前尚未发现筑有瞭望台。当地的老人们说，登上这些瞭望台东西南北四个方向分别可以看到漓江、葡萄镇、白沙镇、阳朔兴坪和桂林市的瓦窑口。笔者曾在小跃门村一位牧羊人的带领下登达财山最低一个瞭望台的底部，整个葡萄镇尽收眼底，这个瞭望台约60×20米建方，可容纳100余人。这些瞭望台都是在悬崖峭壁上凿取现地的石头就势筑成，同样不同灰浆和一钉一铆。可见古石城建造者高度戒备警觉的心理和对四方动态的高度重视。登上这些瞭望台，北起桂林南至兴坪、东起漓江西至葡萄方圆约1600平方公里范围内的情况和动态一览无余，任何风吹草动，古石城的瞭望者和首领都将在第一时间内获得准确的信息。从而任何人都能从这些设施中体会到古石城建造者的军事素养和它的军事功用。

　　以上四点探索与分析，无可辩驳地证明了古石城的军事功用性，从古石城的地理位置和军事设施的综合情况来看，是求存凭险据守的态势。那么这座军事功用的城堡是官方所为？还是劫匪所为？或是民间所造？它的性质究竟是什么呢？

　　二、从古石城的综合特性所反映出的信息看古石城的非官方、非劫匪、非民间性质。

　（一）古石城不是官方所为。主要依据和理由是：

　　1．官方所为应有文字记载，而关于古石城，无论是官方的史料，还是地方志都无只言片语的记载，对古石城的考证，也未发现汉文化信息的遗迹。中华民族从节绳记事起就有记载历史的传统习惯，以至文人墨客们所到之处都有信手涂鸦的习惯，而古石城连这种痕迹也找不到，显然不是官方所为。

　　2．官方所为的重大军事设施应占据战备要点，才能发挥其作用。所谓战略要点，就是该地区起根本性的支撑作用，能够控制和支配这一地区的地方，显然古石城所处的地理位置不具备这样的地位，官方在这样一个偏辟之地动用大量的人力、物力、财力建造一个这样重大的军事古堡，其功能是失效的，毫无意义，因此不是官方所为。

　　3．有些人倾向关于古城建城传说的第二种说法，即石城建于明朝年间，是靖江王府的一个附属建筑，是王府屯军、屯粮要地的说法，似乎有一定的道理，但却经不起推敲，也与古石城所反映出的信息性质不相符。首先，靖江王在此建造屯军、屯粮的要地其功能是失效的，它的布局和设施不符合官方建造的特点，也不需要东西南北四面八方地警戒，这不符合军事常理；其次桂林城周边有无数的山岩石洞，如七星岩就是一个理想的屯军、屯粮之地，靖江王不可能舍近求远，置战略要点——桂林城不顾而在葡萄的崇山峻岭中投入主要（重要）的力量。第三，靖江王统治桂地期间，没有大的战事发生，也不存在重大的军事威胁，位于桂林市东的龙隐岩桂海碑林《平蛮记》中记叙的粤西爆乱，主要发生在今百色的上林地区，对桂林未构成军事威胁，靖江王大可不必在冷辟的群峰之间建造一个王府失守退据群山，凭险自保的军事城堡。

　　4．更为重要的是，古石城的布局建造特性，反映了石城建造者高度戒备（有惊弓之状）、凭险而据、坚守自保的心理和状态。古石城那些非凡的军事设施一定是用来防备强大敌人的，在无重大战事、没有重大军事威胁的情况下，这个强大的敌人只能是官军，而非其他军事力量。所以我们可以得出结论，古石城建造的性质不是官方所为。

　（二）古石城也绝非劫匪所建。理由和依据是：

　　第一，劫匪不具备建造古石城的力量。建造如此规模的石城，需要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据初步概算，每一座城门所需的石方量在800立方米以上；按每个小城门需要300立方米石量计算，则仅城门所需的石方量当在10000立方米以上，加上10多公里以上的石板路、房屋及7个瞭望台，整个古石城所需石方量至少在50000立方米以上。当地老人们说在不使用炸药的情况下，每人每天采石量约为1立方米，则100人开采50000立方米的石量，在不考虑天气等诸多变化因素的情况下，需要500天。按1人采石、3~4人运输、1~2人加工、2~3人砌墙、1~2人负责后勤保障最保守的方法计算，则可得出每完成1个立方米的工作量，至少需要8~12人工作1天，也就是说一支800~1200人的队伍，在不考虑其它因素影响的情况下，不间断地工作至少需要1.5~2年的时间才能完成古石城的工作量，若考虑其它因素，则可能需要2~3年或更长的时间。可见人力、物力、财力耗量之大，劫匪不具备这样的条件。

　　第二，劫匪不具备建造古石城所需的工程技术力量。没有一定数量的能工巧匠队伍，就不可能将古石城建造得如此完美。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每一座城门的圆形拱门非常精美，完全成规则的几何形状、完全靠石块之间的契合力支撑，每一城门的圆形拱门上都有一块巨大完整的镇门之石，如西门镇门石规格为4.5×1.1×0.35米，体积为1.73立方米，按青石比重2.6计算，仅这块石头就重达4.5吨，在没有起重设备的情况下，其采石、运输、置于近3.3米的圆形拱门之上，是需要较强的工程技术力量的，那悬崖峭壁上的7个瞭望台，非蛮力可建成。劫匪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工程技术力量。

　　第三，前文叙及古石城建造者的军事素质和智慧，其选址、布局、设施无一不体现出建造者总揽全局、精确部署、高度戒备、准备充分、凭险坚守、进退有据的军事素养，这种军事素养，非经军事砺炼不可获得，劫匪显然不具备这样的军事素养。

　　第四，从现今保存完好的古石城的设施和建筑细节中，我们可以体会到建造古石城的这支队伍具有组织严密、行动高效、号令统一、步调一致、吃苦耐劳、战斗力强的特点。这种特点似乎只有军队才具备，劫匪显然不具备这样的组织特点。

第五，古石城的建成无任何文字记载，这样一个宏大的工程悄无声息，这表明古石城是建造者们依靠自己的力量而建成的，必须有充足的物资给养，而大量物资给养的获得，并没有惊动官府和周围的居民，这不符合劫匪“劫富、惊官、扰民”的特性，若如此，则必然会引来官兵的围剿，而古石城未发现被战争毁坏的痕迹，桂林地方志中也没有发生此类事件的记载，显然古石城不是劫匪所建。

　（三）古石城更不可能是民间所建。

从古石城的建造功用、所需力量、工程技术、工程实施以及所体现的军事素养等各个方面来看，民间都不可能具备这样的条件，其理由和依据在（一）、（二）问题中已叙及，在此不必赘言，总之古石城不可能是民间所为。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得出结论，桂林古石城的军事功用勿庸置疑，建造这样一座宏大精美的军事城堡至少必须具备以下五个条件：

　　第一，必须要有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做保障；

　　第二，必须要有一支较大较强的工程技术和能工巧匠队伍；

　　第三，必须要有号令统一、组织严密、高效协调的组织机构；

　　第四，必须具有较高的军事素养；

　　第五，必须有充足的建造时间。

　　显然劫匪和民间不具备以上五个条件，官军倒是具备这五个条件，但既不能与桂林的历史状况相吻合，又不符合军事常理，那么，古石城的建造者是谁？在什么时候为了军事目的而建？

　　三、从历史上广西发生的大事件看古石城的建造者和建造年代。

　　无疑，古石城的建造必然有其历史背景，必然与桂林历史上所发生的历史大事件相联系，因此，要解开桂林古石城之谜，就必须把目光移向明朝嘉靖（公元1522~1565年）以前的历史岁月。

　　唐以前的历史，基本上是诸侯逐鹿中原的历史，中国南方无战事，桂林无战事，龙隐岩《平蛮记》中记载的事件，主要发生在今百色上林地区。明灭元，是改朝换代的战争，中国南方无大的战事发生，从军事角度上讲，与古石城的建造没有太多的联系。上溯元灭南宋的战争，广西桂林各地均无势均力敌、长久相持的战事发生，且古石城没有战争创伤的痕迹，所以也不符合古石城建造的条件。当我们把目光注视到北宋时期，与在广西境内发生的历史大事件相联系来探求古石城之谜时，一起惊动朝野的大事件——“侬智高反宋”，似乎为解开桂林古石城之谜提供了解谜的钥匙。

　　上海辞书出版社1979年版缩印本《辞海》（P241）及《新编中华上下五千年》（P1404）记载：侬智高（生卒年不详），宋羁縻广源州（属广南西路邕州管辖，治所在今越南高平省广渊）的壮族首领。宋庆历元年（公元1041年），其势力扩展到  犹州（今广西靖西县东部），建立“大历国”政权，后以交趾进犯，徙安德州（今靖西县境），建立“南天国”政权，年号景瑞。宋皇佑四年（公元1052年）起兵反宋，五月攻陷邕州（今广西南宁），自立为“仁惠皇帝”，改年号为启历。又自邕州沿江而下，攻破横、贵、浔、龚、藤、梧、封、康、端诸州，所向皆捷，进而围攻广州，57日不下，北上欲攻荆湖，至全州受挫，返回邕州。七月，侬智高攻拨昭州（今广西平乐），继拨宾州（广西来宾境内），岭外大震。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宋遣大将狄青（1008~1057）为宣徽南院使，宣抚荆湖南北路，经制广南盗贼事，败侬军于昆仑关归仁铺（今广西南宁市北），直取邕州，侬母和弟被俘（注侬妻儿下落未交待），侬智高退走云南大理，不知所终。

　　从史料记载中我们发现，侬智高占领邕州（今广西南宁）后，其进军路线是沿珠江水系的西江流向向广州进击前进的，这符合当时水运优于陆运的历史条件。所谓兵马未动，粮草先行，侬的壮兵部队绝然离不开强大的后勤保障，其运输粮草、转移战利品，在当时的历史条件下，当然首先选择的是水路。

　　侬智高围攻广州而不克，企图北上欲图荆湖，军至全州受挫，返回邕州。全州在桂林以北100公里，历来是桂出荆湖的必经之路，而全州至阳朔、葡萄分别为160和140公里，全州至桂林以北的兴安仅40余公里，发源于兴安的漓江属珠江水系，南下流经灵川、桂林、阳朔至平乐北与恭城河汇合后称抚河，全长164公里，经梧州注入浔江流入珠江，从发源地至梧州全长426公里，统称桂江；北上有兴安灵渠与湘江相连，直通荆湖。从侬智高的进军路线、军事部署和整个军事态势来看，我们有理由得出结论：当侬军的精锐部队在全州作战欲出广西北图荆湖时，在桂林地域内一定有一支强大的后勤保障部队，这支后勤保障部队极有可能携带着侬军连克九州的战利品由梧州沿桂江北上到达桂林地区，以保证夺取全州北图荆湖的胜利。这个结论既符合军事部署的规律，又符合当时历史条件下交通运输主要靠水运的特点。侬军攻打全州欲北图荆湖的军事部署，绝然离不开漓江水运的后勤保障。

　　狄青（1008~1057年）北宋大将，……宋皇佑五年（1053年）受朝庭派遣到南方征讨侬智高，败侬军于昆仑关归仁铺（今广西南宁北），侬智高退走大理，升为枢密使同平章事，旋被排挤去职，出判陈州而死。这是上海辞书出版社79年版《辞海》（P819）对狄青的记述。现存于桂林龙隐岩（桂林市东）石壁上的《桂海碑林》中的《平蛮三将题名》记载：“大宋皇佑四年夏蛮贼侬智高寇广南陷十二郡，据邕州，其年九月诏以枢密副使狄公统兵南征号二十万，明年正月巳未与贼战于归仁大破之。翌日复邕州，贼之余党遁于铜柱之外，二月丁亥班师至桂林……”

　　狄青如何实施平定侬军，史料反映得很少，寥寥数笔只记载了狄青平南的胜利。但可以肯定的是狄青平定侬军是毕其功于归仁铺一役的，然后班师回桂林。从史料记载和军事部署的规律来看，狄青大军的平南，是分两路进军的，一路沿荆湖南下直逼广西北部全州，造成大军压境之势；另一路从广州经梧州沿水路进攻当时侬军的大本营——邕州，从而取得决定性的胜利。

　　侬军是“……全州受挫，返回邕州……败于昆仑关归仁铺”的，时间相当短，侬智高“返回邕州”是为了对付从梧州沿水路突袭邕州的狄青部队驰援救急而去的，很快便兵败归仁铺退走大理。这样一来，沿漓江水路部署在桂林地区建制完整、未经战斗创伤、财物充盈的这支后勤保障部队，在北上无门、南归无路又未暴露的情况下，只好依漓江、托群山隐蔽下来以待时机而修建了一座始建于宋皇佑五年（1053年）的军事防御古城，这样的结论虽然目前没有史料的记载和实物的支持，却最符合桂林古石城神秘莫测的特征和建城的条件，根据史料的记载、古石城的状况以及当地的传说，其已形成了相互印证的链条，按常理不能解开之谜似乎迎刃而解：

　　第一、只有这样一支建制完整、未经战斗创伤而人力、财力、物力充盈的部队，在既不惊动当地政府，又不袭扰当地民众的条件下，才具备建造古石城的物资基础和条件。

　　第二、古石城由这样一支部队而建，才能合理、符合逻辑地解释古石城那非官、非匪、非民而又军事功能显著的神秘特征。至此，古石城选址、布局、设计、建造所体现的军事素养和谋略，东西南北筑城、筑台，处于高度戒备、随时准备战斗，作长期防御准备等等许许多多之谜，都可以得到合理、符合逻辑的解释。

　　第三、在这样的一支部队中，具备建造古石城的工程技术条件。在冷兵器时代，为了保障作战部队的需要，必有许多在今天被称为工程技术人员的能工巧匠，如铁匠、石匠、木匠等等许多能人，显然，这样的一支部队具备这样的工程技术力量。

　　第四、古石城建造特征所体现出的高效协调一致的组织机能，只有军队才具备，一个较为松散的组织不可能完成这样一项宏大、精美、功能齐备的工程，这从另一个角度也说明，完成这样一个工程，除了政府官军所为，就只能是这样一支军队来完成了。

　　第五、狄青毕其功于一役，除此之外没有大的战斗发生，这一点有史料记载为凭，这也说明，侬智高的这支后勤保障部队没有被官军发现，他们人员、物资、财富充足，在不知侬智高踪迹，北上无门、南归无路的情况下，也只能凭借自己的条件求生存了，建造古石城作为长期生存和固守的根据地，对四方高度戒备、凭险据守的建筑特征，充分反映了这种特性。

　　第六、古石城的建造没有任何文字记载，这是排除为官军所建的主要依据之一，这恰恰与侬军的壮族军队性质相吻合，我们知道壮族在1958年以前是没有文字的，由他们在隐蔽状态下建造的古石城，理所当然地不可能有汉文化的印迹。而他们为形势所迫采取的不惊官不扰民不劫富的策略，保证了他们的生存，也不为地方政府和民众所知，这正是在史料和地方志中无任何记载的原因。

　　能够在这崇山峻岭、偏辟冷静、人迹罕至的地方建造诺大的石城，秘密地隐蔽生存下来而做到不惊官、不扰民、不劫富，可见其财力物力的雄厚充盈，与一支未经战斗创伤、携带着大量战利品的后勤保障部队的特征相吻合。那么他们就没有留下任何痕迹吗？

　　四、从古石城民居、语言特征及出土的阳刻石雕看其政治、文化背景。

笔者没有专门的民族学知识，但从实地考察中我们发现古石城现存的石屋及出土物中似乎透露着壮文化的信息。

　　第一、古石城内外的民居建筑均为方正规则的片石砌成，不使用任何灰浆和填充物，与葡萄、阳朔及桂北民居截然不同，更多的保留着靖西壮族人居住石屋的传统。

　　第二、近年来，当地村民在古石城内出土了少量的规格约为50×50cm左右的阳刻石雕，其图案形状中的太阳造型与壮族铜鼓中的太阳造型一致，均为“    ”形；其天犬造型与广西宁明县的花山壁画中的犬形相似，还有一块茶花浮雕似乎与云南大理有某种联系。总之这些石雕反映出的信息并非汉文化的特征，有待于专家学者们进一步研究。

　　第三、当地山民之间语言交流使用的是土语（壮语的一种），对外语言交流使用桂柳官语，这一语言特征，无疑透露出古石城的居民与壮族有着深远历史渊源的信息。

　　至于古石城的现今居民为汉族而不是壮族的问题，这有两种可能：一是现古石城的居民与这支壮族部队确实无渊源，正如当地老人所说的是由兴坪迁入大冲后六子分家而成；二是现古石城的居民与这支壮族部队确有渊源，正因为如此，他们的祖先们才对自己的壮族身份忌讳莫深，在土改时同意（或故意）使政府工作人员把他们定为汉族，或许是祖先们参加过侬军反宋的史实在保平安、求生存的心理支配下没有传告下一代，成为一个难解之谜。笔者倾向于第二种可能，理由是：古石城居民的祖先们绝不会凭空知道在这样一个与世隔绝的地方有这样一块生息之地，他们更象是散布在桂林、阳朔、兴坪、葡萄的古石城派出的情报人员，在主力部队因故撤走以后，在归队无望的情况下迁居于此的。古石城从始建到废弃，没有留下任何战争创伤的痕迹，有一个细节足以说明问题:古石城大门用于安装城门竖轴的石臼内齿痕如新，没有摩擦转动所留下的痕迹，这说明：城门修成后几乎没有发挥其功能作用，主人就弃之而去，这与古石城没有战争痕迹相吻合。散布在古石城周围的情报人员，一时无法随军而行，若干岁月之后，在主人召唤无望的情况下移居古石城，这既是一种无奈，也是一种企盼。

　　为什么古石城的主人在耗费了巨大的人力、物力、财力建成石城，又弃城而去呢？极有可能的是这只壮族部队在建城以后，得知侬智高退走大理的确切消息，改变了长期据守的决心，弃城奔云南大理而去。那么是谁能如此追随侬智高？他（她）们与侬智高又是一种什么样的关系呢?

　　五、从当地民间传说和浮雕信息看古石城城主的真实身份

　　在我们多次对桂林古石城的造访中，村民们不管男女老少，都流传着一种说法：石城（当地人称之为山寨）的主人，是一位叱诧风云，能征善战的女寨主。据此，经我们的考证其女主人的身份，并不是没有根据的，而且其身分地位，极其尊贵。其依据是：

　　一是在军事斗争中，后勤保障极其重要，一定情况下可以决定战争的胜负。这样一个重要职位，侬智高不会不懂得，必定会委以十分信任的人充任。从史料记在中，我们发现，邕州城破时，侬母、侬弟被俘，侬早年丧父。唯其妻妾、子女没有史料记载，这不可能是一个历史的疏漏。极有可能的是统帅侬军（壮军）这支后勤部队的人就是侬智高的夫人。传说中的女寨主。

　　二是这一支部队在获悉侬智高败退云南大理的确切消息后，在未被官军发现，也没有受到攻击的情况下，拔城而去。涉险千里，前途未卜地去追随侬智高，除侬夫人外，一般的将领恐怕基本上会选择营城自保，而不是冒险而去。

　　三是在古石城遗址出土的浮雕石刻中，有一幅最具有云南大理特点的茶花浮雕。我们知道大理国盛产茶花，深受大理民众和皇室的钟爱并视为大理国国花。那么一种在大理人民心中的吉祥花，何缘出土于桂林荒山僻址中？何缘成为女寨主房基的镇基之宝呢？因此，可以大胆推论：古石城中的女寨主与云南大理有着极深的渊源，很可能是侬智高与云南大理国皇室政治联姻的结果。

　　四是侬智高败走云南大理国，不知所终的史实，说明云南大理具有其生存的条件。除了政治、军事原因以外，更有可能存在着婚姻关系。侬夫人（女寨主）极有可能是云南大理国的一位公主。侬智高建立“南天国”的靖西与云南相邻，这在地域上存在联姻的可能，也与传说的女寨主身份相吻合，更为重要的是，大理国在侬智高败北的情况下，接纳他是要承担巨大的政治、军事风险的，没有特殊的关系，云南大理国绝不会接纳一个会给自己民众带来巨大的政治、军事风险的败军之将。

       综上所述，从桂林古石城建筑的军事功用；古石城的建筑性质；广西历史上发生的大事件；古石城遗址文物的发现；以及当地村民的传说诸多方面进行考证，我们认为：桂林古石城始建于北宋皇佑五年（公元1053年）；她的建造者是侬智高壮军中一支隐蔽的后勤保障部队；她的主人极有可能就是一位云南大理的公主——侬智高夫人。这是我们对桂林古石城的初步探索，历史的真相究竟如何？我们更期盼着真相的明白。